首先，裘沛然勤于学习又善于思考。他自己也说，自己“一生治学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又不断进取的过程”。在学习与研究中，他非常重视“循名责实”，从不为“名”所惑。
比如，历代治《伤寒论》之学者不下数百家，其中不少医家随文解义，陈陈相因，关于伤寒六经概念的认识就十分紊乱，有“六经非经络”、“六经是症候群”、“六经是六病”等等说法。裘沛然对此问题采取循名责实的研究方法。认为“名”可以任意而巧立，“实”不能随心而改变。他指出，六经是否是指经络，其关键要看六经病的实质所指。《伤寒论》中明确记载太阳病“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及“灸少阴七壮”等大量论述，如果六经非经络，则少阴不知灸在何处？伤寒病的“传经”如果离开了经络，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变？六经病的临床症候倘若离开经络脏腑则其病理变化无着落处。
又如，常用中药升麻，自金元时被张元素说成有“升阳”功效后，大医家李东垣、李时珍越益昌大其说，“其叶如麻，其性上升，故名”。后世皆奉其说。裘沛然通过自己长期的临床验证后，大胆地对升麻性能提出了疑义，以令人信服的考证，论证了升麻是解毒凉血清热之良药。
裘沛然的学习兴趣十分广泛，早年在私塾中课读时，除学习古籍外，对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化学、医学等也广泛涉猎。后来致力于医学，其阅读求知的面远不局限于医籍。在历代医家中，他尤心折孙思邈、李时珍、张景岳等学识之广博。在他的万卷藏书中，除医学书籍外，文史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竟占１／３以上。
裘沛然在医学上的成就，得益于他的专业以外的广博知识。他常常说，各种学问，研究到了高深的境界，往往是相通的。由博返约无疑是治学的一个要领。
务实精神是袭沛然治学方面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无论是做人、做学问，都必须务实。务实，不仅是学风问题，乃是正世道而兴邦国的一门大学问。本着这种精神，他对古代的一方一药都认真对待，究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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