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台湾餐馆除了炒菜之外，主要是水饺、锅贴、烧卖以及各色炒饭什么的。而来这里下馆子的日本人十有八九都很节省，并不像国人请客吃饭那么铺张、讲排场。即便是这样，每天也偶有食客剩食离去。
始终我对那“剩食”是不能接受的。起初我对那“残酒”如同“剩食”一样。后来，一想那酒毕竟是留在瓶中的，只是心理上难以接受，也没什么不卫生的，有时实在是又累、又渴、又饿，便也顾不了许多地喝上一杯。两位厨师总觉得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便在给顾客制作的食品中分拨出点儿，趁我上楼招呼客人的间隙，将我喊到厨房，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吞食下去，以免让上海“店长”、上海“小姐”或日本店员看到。而每次得到两位厨师的“关照”后，沈阳厨师总不免要带上一句宽慰性的调侃话：“也让日本人尝尝咱们吃剩下的东西。”不知这是否有点儿阿Ｑ精神，但至少可以寻求点儿心理平衡。
打工生活实际上是一种背负沉重压力下的超自然的生存状态。这让我想起了在富士山上见到的那些负重爬坡的登山者。同样要承受筋骨之苦，同样是一种对精神意志的砥砺。
从打工的台湾餐馆到我住的研修中心，其间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交通工具。两处相距并不算远，步行需１５分钟，若急行加小跑１０分钟也够了。
打工之初我每天离到点差十几分钟就要提前向上海“店长”告辞，店里每天打烊后会给每人一碗绝不变换花样的面条作为“夜宵”。由于中心２３点５０分时关闭大门，我就是提前告辞、忍饥挨饿、一路小跑地往回奔，也常常要吃闭门羹。几天下来，便引起了中心“受付”（服务台）日本管理员的怀疑，并且店里的同事也有微词。
后来我一想，与其这样“费力”不讨好，索性向店里“申请”，搬到店里的“员工宿舍”去住，也减少一些奔波之苦。没想到店里居然痛快地“批准”了我的“申请”。
可那是怎样的一处“员工宿舍”啊。不住不知道，还以为日本的东京都到处都是庭院和高楼大厦，这东京都分明也有“贫民窟”。这一住使我对中打工者的生活的“水深火热”有了更为深层的了解。
上海“店长”和上海“小”都在东京租有房子，吃过“宵夜”，各自回家去了。我便随沈阳厨师从店的后门出来，去“员工宿舍”休息。
日本旧时的两层阁楼一般都是木制的，低矮潮湿。由于年久失修，人走上去总有些“叽叽喳喳”的响声。因此，上楼时要格外地轻手轻脚。据说如果动静太大，楼下少言寡语的日本老头也会骂“八嘎”（“混蛋”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