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年知识分子同时遭遇了两个致命的转型期：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如果不能及早克服转型期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就随时可能累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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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知识分子过劳死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蒋筑英、罗健夫等人英年早逝后，就曾让人们议论纷纷。而不幸的是，时隔20年后，这类现象不但没有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严肃面对的社会问题了。
我国“英年早逝”悲剧大都发生在45～55岁年龄段的中年知识分子之中。
过劳死和亚健康已经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两大共性问题。可以说，他们是累倒的一代。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十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到调查时期的五十三、四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时北京人平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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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早逝
“过劳死”的共同特点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劳死的问题，是在蒋筑英事件后真正为社会所注意到的。
蒋筑英，一位出色的光学研究者。20世纪70年代，他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而这只是蒋筑英在光学领域内做出的诸多贡献之一。
在去世前，人们看到的蒋筑英，是一个有旺盛干劲和饱满激情的人。1982年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于次日下午去世，终年43岁。
当年，蒋筑英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讲，蒋筑英的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待遇得到提高的一个分水岭。然而，时隔20多年后，另一个科学家的早逝却给我们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思考：在物质生活很大改善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早逝问题为什么还是没有解决？
青年科学家胡可心。2001年38岁去世时，已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
熟悉胡可心的人，如此评价他平时的工作状态：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比如，他所在的声学所为照顾科研人员的身体，规定晚11点以后办公室必须熄灯。但如果没有人催，胡可心时常是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