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从广州广雅中学毕业。激掠天空，引人暇想的喷气飞机牵引着我考入清华大学。此前，老师曾希望我报考外语专业，但我认为学好外语最终还是为了献身科学。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好男儿理应投入科技兴邦。
1952年，我被选拔留苏，并进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次年被选拔至波兰留学。波兰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数学传统，又不乏近代力学成就的国家。很快我被这里的学术气氛所吸引。诺瓦茨斟教授(以后任波兰科学院院长)课间有关“弹性力学是数学应用的广阔天地，只有广泛和深刻地掌握数学才能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的一番话更触动了我从小爱好数理的心灵，同时也使我认识到理性力学的精髓在于掌握先进的数学技巧，专研力学的基础问题。这个认识对我的学习和学术生涯有着莫大的导向作用。从此。我就转向数学和力学理论研究领域。
我的兴趣不广泛，但对感兴趣的事总爱“打破砂锅纹到底”。在波兰学习的最初日子里。我常为力学的繁琐公式所困扰。1958年，我参加波兰科学院的“有限变形讨论班”。在那里，学者们经常用张量语言作报告，简短的公式就能说明复杂的事物。我仿佛久旱逢甘露，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张量。此后我就努力应用张量。
1960年，我成了乌尔班诺夫斯基的博土研究生。在他向我评价刚出版的《经典场论》这本承上启下的巨著时说：“张量指标固然好，但抽象记法更佳。”同时递给我一张满是意大利文献的书单。意大利学者曾尝试将“向量力学”的抽象记法推广到出现张量的力学，但是不成功。导师的期望是吸取意大利学者的经验教训，以《经典场论》为榜样，在连续介质力学中坚持应用和发展抽象记法。正是坚持不断地探索结果，使我在著作《非线性弹性理论》中最终引进了两点张量场的绝对符号法，并在著作《张量理论和应用》中全面发展了抽象记法。以后又使我能运用抽象记法从有关张量方程导出了伸缩张量率的时间导数的内禀表达式，解决了这个长期遗留的有限变形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又经几年思索后，提出普适可用的“主轴内蕴法”，简称“π―方法”。至此，自己的学术思想演化得灵活了，不固执地拘泥于过程，而着眼于最终结果和最终解决问题。
刚起步的时期却是非常艰苦的。接到导师的书单后，我便开始了意大利语的学习，这是我继法语之后学习的第六外语。经过几个星期之后，我开始阅读意大利文献和显微文献。我的博士研究生阶段前期，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意大利文献堆里度过的，长时间地阅读显微文献曾使我的视力一度严重下降，以后才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