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中国宗教事务局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一天，在华盛顿一个非政府机构，谈论到西藏和宗教自由的问题时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气氛非常紧张。担任翻译的王蕤力求一字不漏地为双方翻译，突然，美方的一名律师非常严厉地对她说：“你只要把我们美国人说的话翻译成汉语就行了，不要把他们说的话翻译给我们听。我不想听他们胡说八道。如果你做不到，可以马上找人替换你。”王蕤感到很震惊———没有想到这名有身份的律师竟然会说出这样蛮不讲理的话来。她深知，翻译的职责就是要把双方所说的话都翻译出来，绝不能只翻译其中一方的。于是，她明确地向美方律师说：“我是翻译，必须完成任务。”仍然坚持翻译中方代表团成员的发言。这名律师非常气愤，打报告要求把她撤换下来，另派白人接替她的工作。后来美方重新考虑这件事，认为王蕤是对的，认为作为翻译，王蕤是称职的、公正的，也是出色的。美国国务院决定继续聘用她，并且更加器重她了。
印第安部落的衰败坚定她实现文学梦
一次新墨西哥之行，使王蕤坚定了写作的信念。
那年秋天，王蕤陪同著名女作家毕淑敏游览美国。一天，她们一起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部落，考察印第安文化是如何衰败的。面对印第安部落遗址的一片废墟，王蕤的心感到莫名的疼痛。她亲眼看到那些印第安人在穿着上与一般美国人没有太大区别，但非常贫穷和落后。随行的一位美国人说：“这是因为印第安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毕淑敏也感慨地说：“不管印第安文化如何灿烂，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后人看到的也就是这样的废墟了。没有文字是他们民族的悲哀啊。”眼前衰败的印第安部落及毕淑敏的话，都使王蕤受到强烈的震撼。王蕤想：“一个民族也许会非常繁荣而富有，但如果没有人去写作，印第安部落的历史就可能会重演。这也许就是文字意义的所在吧。”王蕤顿悟到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印第安部落之行回来后，王蕤开始坐在电脑前创作小说。
不久，王蕤终于完成了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接着，她又完成了两部中文小说———《哈佛情人》与《俗不可耐》。《哈佛情人》一书在国内发行时，她的英文小说被美国最大的出版公司———著名的兰登书屋高价买下版权。
在美国生活了八年，已经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的王蕤决定搬回亚洲。她现在往返于加州、香港和北京的家，并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她说：“国内充满激情。我喜欢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