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元帅刘伯承
1928年春天，刘伯承致函重庆旧友王尔常，详细叙述了自己初学俄文的艰难情形。他在信中写道：“……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若干年后，刘伯承又感慨地说：“外文是一门工具，不过要真正掌握它并不容易。那是1928年，我以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长的身份到莫斯科，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后进苏联红军大学学习。那时，我已经三十六七岁了，才开始学俄文，自然比年轻的同学困难得多了。常常是别人已经熄灯就寝，我还独自跑到房外走廊灯光下背俄文单词，下了很大功夫才把俄文征服了。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
战火中、马背上，造就了一位优秀的军事翻译家。1930年，刘伯承从俄国留学回国后，担任了我党专司军事翻译的军委编译科长。从此，他根据战争中最紧迫需要的问题，作出选题，翻译出一批批苏联军事论著。在长征途中，他翻译了《苏军参谋业务》，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他同左权将军合作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合同战术》。作为一系列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能在烽火连天、兵书告急的情况下，从容自若，一字一句地翻译数百万字的军事著作，这样的战壕翻译家，恐怕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也难以找到第二个吧。
在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中，校译工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42年春，刘伯承接受了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合同战术》是苏联军事作家施米尔洛夫根据苏联红军野战条令写的一部专著。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在交通不便的旧中国，这部书在延安译出，然后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刘伯承校正，这也足以说明这位校正者在军事翻译方面的权威性。
起的军事著作和军事题材的小说。”并向大家推荐《左传》，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军事编年史。他也非常注意研究外国著名军事家的著作和事迹，同时，他还十分重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史等外国战争经验的研究，尤其是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一系列战略性进攻战役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