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市侨联的举荐下，趁着刘成回国的间隙，记者采访到这位有着学者、日本《中日新报》总编、日本济南人联谊会会长头衔的“老济南”。旅日20年，刘成依旧带着济南口音，也流露出济南人的质朴、儒雅和坦诚。
谈起旅日的原因，刘成坦言是机缘巧合。当时，还在济南市史志办公室工作的刘成对中日关系史中的“遣唐使”和“登州史”部分已颇有研究，恰巧日方邀请中方有关学者赴日研究。鉴于日本也存有该段历史的大量研究素材，在市史志办公室的支持下，1985年3月，刘成踏上了赴日旅程，成为一个自费交流的学者。
初踏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生活压力超出了刘成的想象。最初在东京，刘成一边打工一边做研究。有一次，中国驻日大使馆组织华人联谊会，来了40多个中国人。刘成回忆说：“在国外，就是见到一个中国人，都想上去和他说话谈心。联谊会上一下子见到那么多中国人，我激动得差点哭了。”
虽然最初的生活是艰难的，但日本相关材料丰富，让刘成在专项研究上如鱼得水，很快就发表了多篇古代中日关系的文章，拿到了多项奖学金，也缓解了生活压力，而且也让他成为由日本东方学杂志发起的东方学会中的第一个中国学者。
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日本的寺院经济引起刘成的浓厚兴趣，于是他又来到了京都立命馆大学，跟随名师专门研究日本的寺院经济。几年间，在日本40多座著名的寺院内专心研究，可谓是“铁鞋踏破”，研究成果自然也是屡有创新。
在日求学期间，一个问题引起了刘成的注意——日本人对中国了解太少，能够真正全面介绍中国的媒介少之又少。很多日本人想对华投资，却无从弄清中国的具体情况。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随之萌生——创办一份报纸，全面介绍中国。
刘成的想法很快付诸行动。1992年，刘成联合了16个志同道合的留学生，共同出资在京都创办了《中日新报》，他出任总编。第一期报纸出版一炮打响，日本四大报纸撰文专门报道，报纸销售一空。从第二期开始，《中日新报》移师大阪，读者群日益扩大。
随着报纸的发展，一些经营不善、观点出现分歧等内部矛盾相继出现，再加上参与办报的人都是在校的留学生，上学与办报两者难以兼顾。1996年，报纸已负债累累，是停还是办？《中日新报》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经过再三研究，刘成毅然和两个副总编承担了债务，3个人借款承包报社，以重振雄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报纸扭亏为盈，发行量一路攀升至15万份，发行覆盖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