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天，我扛着大包小包，从Loughborough搬到了伦敦，准备继续攻读我的第二学位。住在喧嚷的环境，拥有咫尺可近的繁华，这正是我在Loughborough乡下读传媒时所翘首以盼的。Loughborough是一座宁静的大学城，却大而不当，买包方便面也要步行半个钟头，这让人觉得很烦。城镇中心也朴素简陋，摈弃了所有让人糜烂和堕落的因素，十分适合闭关修道。而我住在绿树掩映，松鼠出没的乡下，却不觉得这寂静是多么可喜，反倒时时盼望着伦敦的繁嚣。
伦敦果然是如我所愿的景象，满街各色人等，把10米宽的大道挤得水泄不通。华灯初上时更是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可俺知道，没钱说什么都他妈的是扯蛋。一天3小时的零工只供得起吃住，为了交学费，我开始在一家中餐馆打黑工。所谓“黑工”，就是每周工作时间累计超过20小时。我每周干6天，下午5点开工，深夜12点收工，原则上共计42小时。
好在餐馆安排住宿，就在餐馆楼上一个6平米小屋。房间很简陋，一张床，一个破茶几，暗红的地毯显得脏兮兮。窗栓坏了关不上，一个大洞足够两个壮汉并排着走进来。探头一看，楼下尽是些体魄健朗的黑人，心里直发毛。后来只好挂上窗帘，终日紧闭，自欺欺人，竟也睡得香甜。
Johnny是俺的房东，也是餐馆的主人。15年前他揣着200英镑和一兜梦想来到这片土地，他刷过盘子，做过厨子，送过外卖，如今他是两家中国餐馆和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在无数做着出国梦的人们中，他的事迹被反复传诵并无限放大。他把我引荐给这里的老板James，并嘱咐我好好干!
我们的餐馆叫Great Wall，工作人员只有老板，大厨，送餐的小陈和我，凑成了一个简单的四口之家。吃饭时我们各占桌子的一角，显得合理又和谐。初到餐馆时，我是餐馆的“楼面”，说白了就是服务员，负责接电话，记菜单，陪客人说话，总之做一切说英语的事儿，周末生意忙时还要进厨房打打包。
打从我当上传说中的“楼面”之后，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背菜名，280个菜名。菜式乍一看有280道，其实就那么几样颠三倒四换着名儿糊弄鬼子。价格倒是贼贵，如扬州炒饭一盒3镑(45RMB)，咕咾肉一份4镑(60RMB)。好在背东西是我的强项，于是我头天上班当晚，就手握“红宝书”，前后左右踱步，嘴里还哼哼唧唧念念有词。那天晚上都不记得是怎么睡着的，总之梦里尽是些chicken curry，special fried rice，BBQ Spare ribs的单词在乱飞，醒来时手里还紧攥着一张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