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也知道，我所描述的这后一种情况，基本上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学者，购书欲望惊人，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有收藏的爱好？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想到要去缩小书与人的距离，我们没有想到：法律系基本上应该就是法律系图书馆，而图书馆应该就是教授们的书房！所以，我应该在“之三”中提出的“法律系=教授工作室”的等式之后，再提出另外的一个等式：“法律系=教授们的图书馆”。
中国的教授以自己个人的财力大量购买图书资料，建构自己的家庭图书馆，把家庭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这样的做法，在我看来有很多的弊端。家庭生活与工作应该适当分离，否则二者会互相干扰。中国的学者普遍有熬夜的习惯，主要原因不在于别的，就在于白天家里不安静，他们必须等到锅碗盆瓢交响曲结束，老人妻子孩子全部休息以后(晚上10点左右)，才能够安心工作，结果往往就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长期的熬夜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体质虚弱，学术思考力不够。健康的灵魂来自于健康的体魄，难道不是吗？另外，将家庭场所与工作场所相区分，在我看来，还有助于教授们的思维方式上的情景转换，不至于在吃晚饭的时候，还捧着本《法哲学导论》，一副书呆子的样子。他们离开了法律系(工作室+图书馆+研讨会之类的东西)，进了家门，就不再是什么学者，他们只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我想，这样的转换非常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家庭的和谐。
不仅如此，在自己家里的个人书房中工作的学者，缺乏与同事交流的机会(这种交流，不是那种可怕的谋杀式的侃大山，而是轻松愉快地一起去喝杯咖啡，一起吃午餐之类的活动)，缺乏调节，其工作的效率不会很高。我在意大利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到了午饭的时候，教授们纷纷不约而同地来到固定的小餐馆，一起用餐，席间谈笑风生，多少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上得到解决方案，多少思想的火花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被碰撞出来。我有幸经常参加这样的“教授们的工作餐”。说实话，吃一顿这样的午餐，对我而言，更感觉是一顿“学术大餐”。
让书与人几乎零距离地融合在一起，是我所观察到的意大利的法律系的共同的格局。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书与人的空间配置格局，其精髓就在于尽量增加藏书的可接近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书的根本价值。
留学意大利之五：“伊拉斯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