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搬到伦敦之前，我的硕士论文还处于酝酿阶段。于是头两个月，除了晚上7个小时的打工，我几乎寸步不离6平米的小屋。当时并未有添置家具的心情，那些是论文交了之后才购置的。也就是如此混沌的两个月，我几乎创下了几项吉尼斯世界记录。比如，1个月不换洗外套，1个月不照镜子，1个月长胖10斤，一个月不梳头。。。等等。我是Croydon街头最邋遢的东方女人，我每天踩着拖鞋，穿着大两个尺码的裤子，外套下露出衬衣，胸前是平的（因为内衣也懒得穿了），头发随便抓成一把盘在后面，行色匆忙的钻进50米远的Tesco,买减价的速溶咖啡和牛奶，还有大把的巧克力。虽然工作令人乏味，论文使人疲倦，然而最让我害怕的却是每天这50米短短的路程。光线是晃眼的，Croydon的小路是干净的，空气是清新的，而混沌的我曝露在如此清澈的空间是可耻的。
九月初长长的一些时光里，我已经对准时交毕业论文一事不抱希望了。晚上12点下班以后，满身疲惫的回到房间，写2-3个小时的论文，凌晨4点左右才沉沉睡去，早晨9点必须挣扎着起来了。喝几杯咖啡，勉强打起精神来，刚写了一会，老板总有些什么事要找我办，办完回来休息一钟头又该上班了。
老板是Johnny的朋友，来英国不过1年多时间，租用Johnny的店面惨淡经营。后来听他断续提起自己的过往，90年代经营汽车零配件曾小有所成，后来却不幸亏空。他卧室的墙上贴着老婆和两个儿子的漂亮相片，我想，他们是老板之所以一把年纪还在语言不通的伦敦苟且的原因，尽管这个原因很牵强，我时常在这个老男人眼睛里看见一种失望。而这种失望是带着戏谑的，年轻人的失望多半是落寞的，而45年的岁月的起伏跌宕涤荡去所有的落寞，于是他的失望，竟含有几分嘲笑性质，不知嘲笑的是自己，别人，还是生命本身。
好几次我真想狠心拒绝他了，然而那的确算得上一个多事之夏，店里送餐用的摩托车陆续失去两部，第一次被窃，第二次被明抢。还有一回老板竟被一群孩子抢走了餐，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来。这些事情以后在一一细说。总之，每次老板请我白天出去干活的时候从来不看我的眼睛，他知道我的论文的急迫，也了解我的一万个不愿意，可是除此以外他别无出路。有几回我们一起在警察局门口排队，各怀心事。我是看不清未来的焦灼的痛，他是干脆看到了底的无奈的痛。不知道哪一种更可悲。